悲观哲学家叔本华曾将书分为两类：其中之一如天上恒远的星辰，她高悬于人类的梦境中，由于距重浊的大地异常遥远，只有过了很多世纪之后，我们才能感受到她那灿烂光辉的闪耀。另一类形成一团重浊的迷雾，使我们眩晕于自造的迷宫中，再也无法走向他处，只能在泥泞的交叉小径上越陷越深；当我们遭此困境无力自救时，自然要仰望那些星辰的光辉——这时那些好书才逐渐形成磁场，将磁力发布到世界各地。博尔赫斯认为：“人类发明的工具中唯书为大。除书之外，其他工具都只是人类躯体的延伸。书就大不相同了：书是记忆与想象的延伸。”——显然，记忆是反映已逝的时间中的一切，而想象则开启了未来的灵智之门。它们的延伸物（书）从更高意义上说已成为我们联结过去与未来形而上的桥梁，而我们正立在这座桥梁上，俯视当前存在这不可解脱的深渊。这样，我们在思的丛林中所做的一切正像找到了自己的树的叶子，溶入了桥梁宏大的结构之中，而不会有掉下去的恐怖了。惟有好书才有擎举这座桥梁的作用，而大多数的书仅是铺垫路面的尘土，还有一些成了路边的装饰物。
笔者在一家书店工作，对此现象颇有直解，有几位当代诗人的诗集几乎无人问津，相对某些畅销书而言，这类作品无疑更有艺术价值；然而——不容你不信，文坛上的情况确然如此。不仅这类先锋性作品，即真正卓越的作品也很难受到公众注意，甚至于越是伟大作品在诞生之日愈是悄然无息。
——难道还须到远处举例说明吗？笔者手头这本《瓦尔登湖》的作者梭罗先生就有这方面的有趣经历。1849年他自费出版了《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》，印刷一千册，却只售出一百余册，送掉七十五册，存下七百余册，在书店库房里放到1853年，全部退还给作者了。梭罗曾诙谐地说：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，其中之七百余册是我一个人写出的。现在，他的《瓦尔登湖》已成为自然朝拜者的圣经，甚至连海子死前也揣藏了一本。这或许是梭罗生前没想到的吧！
至于跟他同摆在一个书架上的叔本华，则尤其不幸，他的主要著作《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》是1818年发表的。他认为这部书极为重要，竟至于说其中有些段落是圣灵口授给他的。然而这书完全没有引起人的注意——初版五百册在两年内只卖出三两册。不知怎么，世界总是很不喜欢那些出人意料的呐喊；或许他是把自己抛掷得太高了，以至只有下个世纪的人们才能将他接住。
而本世纪的盲人博尔赫斯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《布宜罗斯艾利斯》，他拿了几十本送给一个朋友，朋友非常惊骇地喊：“你还不至于想让我给你卖掉吧！”博尔赫斯莞尔一笑，“你看我会疯瞎到那个程度吗？我不过是想让你拿到俱乐部去，塞进更衣室那些垂挂的大衣口袋里。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途径……”
毫无疑问，这三位是帮助人类建造巴比伦塔的巨匠，但社会对他们却是如此麻痹、困倦。太阳下面早没有新鲜的事物，因之也不可能再有一本新鲜的书了。书已不再是“吃人”的怪兽，而是装填我们这些“死者”的棺木。对它们中好的那一小部分不感兴趣，是否即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已不感兴趣，是否即意味着我们仅仅拥有对所谓名人的隐私感兴趣的权利，而已放弃认识自身的天赋使命呢？
笔者虽没有一副天然的“诗耳”以聆听语言的内在的旋律，但也结识过几位诗人，手头还有几本别人赠与的诗集，如介聂先生去年赠与的《带齿的烛照》及西川先生等名家的后现代作品，虽从传统诗学而论亦颇有超越之处，惜乎得不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，以至于很难受到一般读者的青睐，且不说为大众接受了！诗歌本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食粮，现时却让位于麦当劳式的快餐。诗人如动物园里的骆驼已失去它可以跋涉的沙漠——因为人的心灵深处唯有一片焦土，而那个蔚蓝色的泉源实在是太遥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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